那个时候瀛海威的办公室会突然进来很多人，有野心勃勃的投资者，也有忧心忡忡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让张树新解释什么是互联网。

“有一天我办公室进来了当时的安全部部长。”张树新说，“我力图说服他，技术是个双刃剑。网上有白宫，网上为什么不能有中南海呢?不信我就给你们看，延河水也可以流在互联网上。”这就是 1997年，张树新在瀛海威搞的一个大手笔——“网上延安”项目的初衷。这个项目后来常被用作张树新极度忽略市场需求和商业逻辑的例证。而张树新辩解，当时的她要证明的是互联网可以是个正面的力量。

1996年2月1日颁发的国务院总理令规定，所有个人接入网络必须去公安局备案。80年代末担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当时是瀛海威的客户，已经快70岁的他对此项规定十分不满。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张树新却说：“太好了，有法规，说明它可以做，没有法规，中国可能永远也没有互联网。”张树新觉得，在和政府与政策打交道时，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

就在她自认为在与政府进行着一场良性互动时，只提建设性意见的张树新却败给了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中国电信。1996年，获得中兴发集团5000万人民币注资后，张树新试图以自建物理网的方式叫板垄断网络接入价格的中国电信。但面对有强大国家背景和垄断资源的电信，张树新自建封闭物理网络的尝试就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评价，张树新的行为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但并不明智，瀛海威最终铩羽而归，盛极而衰。

时至今日，她向我承认，当时她的很多想法是虚妄的。但她否认是整个产业环境的不成熟造成了瀛海威的失败。“其实第一个没有关系，贝索斯也走到今天。是他们(中国电信)用他们强势的政策把你颠覆掉。”张树新说。

20年后中国互联网仍在上演张树新当年的故事，抵抗与管制并行。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颠覆以往的权力关系，以“微信”为代表的 OTT(指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提供网络应用服务)应用大行其道，使电信、联通等运营商如坐针毡;另一方面，因为冲击到传统金融机构的利益格局和当下的金融监管机制，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正面临阵痛。?

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但我只想做我自己

自称闲散人士的张树新正在回归当年的初心。离开生意场的时候，张树新说过一句话，“我永远不想见我不想见的人，吃我不想吃的饭，说我不想说的话。”张树新告诉我，这6年，她做到了。

但她觉得她今天还是互联网人。现在她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互联网将如何颠覆人的心理结构?”

张树新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有人曾对我说，你本可以成为马云，成为谁谁。但我仔细想过，换谁我也不换，他们钱比我多几万倍，我只要我自己。”

对历史研究很有兴趣的张树新还和许知远、沈志华等人一起发起了《东方历史评论》，这是一本拒绝碎片化、简单化理解历史的杂志书。许知远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张树新是2001年，那时候他们谈了很多有关互联网的事情。十多年后，当许知远被张树新的女儿带到张树新家的酒窖时，两人开始大量谈论旅行和历史。

许知远告诉我，《东方历史评论》杂志的诞生来自几位编委对历史的共识：谈历史是在寻求对现状的参照，同时也是对无法谈论现实的一种替代。

张树新并不参与杂志的具体编辑，但在初期，她对整个构架设计、杂志方向，都有重要的影响。她也是不定期的编委会会议的召集人。许知远将张树新视为文化圈和商业圈之间的桥梁，她在历史学家和企业家中都有广泛的人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