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介绍说，从1991年到2013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61‰降到了12‰；疟疾发病人数从1990年代初的10万左右降到2013年的3000例；到2010年，涂阳结核病患病率为0.66‰，死亡率为0.039‰，分别较1990年下降51%和79.5%，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关指标。
“防控的成绩主要由三个数字决定，”曾光说，“第一是人口期望寿命，第二是营养不良，第三是妇幼卫生问题。”他说，中国人的期望寿命从1950年代的35岁增加到了2015年的76.1岁；婴儿死亡率从250‰降到10.7‰；孕产妇死亡率也从15‰降到了0.2‰，2015年相比2000年也下降了62.1%，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
李一诺说：“过去这15年，中国处在非常有意思的窗口期、转型期，从各方面的净受援国变成净捐助国。直到2010年我们还是一个净受援国，虽然外援我们一直在做，但收到的国际援助仍然大于捐赠。”
作为GDP位列全球第二的大国，中国也在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中国在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同时，也要愈发注重“公益同行”，甚至“公益先行”，在输出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输出软实力，更多地参与国际公益事务。
李一诺说，盖茨基金会希望根据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在全球健康方面取得的成就，把中国的经验借鉴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中国在全球健康和全球发展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盖茨基金会表示，2017年是基金会进入中国的第十个年头。基金会在支持中国应对国内健康和贫困挑战的同时，也将继续支持中国在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健康和发展难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面对国内外慈善事业的兴起，如何在政府主导的同时，放手民间力量做公益，鼓励商界投入，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课题。包括教育、医疗健康、环境、养老等社会问题，都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创新解决方式。
GAVI采用了时下在国内很时髦的公私合营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除了盖茨基金会，GAVI的董事会成员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组织，多国政府以及大型跨国医药公司，形成了公益民间组织、政府和商界三方合作的机制。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说，GAVI的模式由比尔·盖茨创立，盖茨提出了“风险慈善”，就是慈善的钱不能拿去布施，而应该用投资的理念投入公益创新。徐永光自称“公益界的市场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希望工程的创始人。
在他看来，公益事业应当通过公共部门、商业部门、慈善部门三方合作，三方都找到自己的利益点，利益最大化。他把慈善投入和市场投资行为用一条光谱线来形容：从左到右，最左边是“纯给钱”的善人，“最极端的左就是滥行布施、撒钱”；最右边是趋利的市场，最极端的右就是“急功近利，甚至谋财害命”。
徐永光表示，最近二三十年，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以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商业向左，就是说商业有更多的公益因素出来了”，而“公益是强调要有效，就逐渐出现了用商业的手段做公益”。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最后应该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边界，实际上是在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他说，“我们都要改变观念，不要说你怎么公益里带有商业因素，就要消灭它，这是不对的。尤其在中国，经常对公益进行道德绑架，这个我们要防止，其实创新的部分是一个模糊地带，我们要鼓励公益创新。”
